在“煎熬人”的岗位上无私奉献

感知特殊岗位在“煎熬人”的岗位上无私奉献——病理科医生的故事第一次去我院的病理科，刚到门口，就感觉到有股“怪味”，具体是什么味道？以前没闻到过，突然一下子也形容不出！刘惠萍主任介绍说，那是甲醛、二甲苯和石蜡等试剂材料的混合味道！刘主任特别强调：“如果是医务人员说我们这里味道不好，病理科的任何一个人都会打内心里不高兴。”刚刚在工作台上写完一份病理报告的张秀兰主任医师，则是这样解释病理科医生独特之处的：成天闻着甲醛、二甲苯的味儿，偏偏不愿意让其它岗位上的医务人员说我们这里“味儿不好”！她甚至认为，医疗行业里，再也没有比病理科医生更“煎熬人”的岗位。人们一提起甲醛，往往会想到家具和家庭装修中的污染问题。其实，病理科工作环境中的甲醛，比家具和装修中的污染要持久，且浓度较高！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常规病理制片的过程，包括取材、固定、脱水、透明、浸蜡、包埋、切片、烤片、脱蜡、染色、封片及染液的配制等程序。病理科技术人员在进行这些操作时，不可避免地吸入甲醛、二甲苯和石蜡挥发出的气体。对此，刘主任说：“装修了房子，买了家具，过上个三年两年，那粘合剂中的甲醛气味，终究还有个挥发尽了的时候。病理科的技术人员和医生，长年跟这些气味打交道，我们张主任形容这个岗位‘煎熬人’，也算是我们干了大半辈子病理工作的切身体会。”其实，对于病理医生来说，真正“煎熬人”之处，并不仅仅是长年工作在一种有害气体超标的环境中，而是出具每一份病理报告，都会面临着巨大的职业风险。而且，只要从病人身上取下的组织标本，均需要做病理。凡是需要取活检、出具病理报告的患者，都是被临床医生怀疑与“癌”沾边的。张秀兰主任医师自1983年从事病理诊断工作，近30年来，一直坚守这个岗位。她说：“快速病理的检验报告，带给病理科医生的压力最大，你想想，病人上了手术台以后，医生先从瘤体上取下组织，送来做快速病理，我们需要在半个小时内做出是良性还是恶性的诊断，这是职业风险的第一个方面的压力，另一方面，我们给病人做的这个病理切片标本，国家卫生部规定医院要保存三十年，病人在怀疑自己的病情诊断，随时可以要求把切片送到上一级医院进行会诊，如果被上一级医院证实我们的诊断是错误的，那问题就严重了！这一重风险，不从事这项工作的人，根本体会不到。”在西方医学界，病理医生被称为“医生的医生”，病理诊断被称为“金”标准。这也是从另一个侧面，说明了病理科医生与其它医务人员的本质不同。病理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学科，对病理科医生来说，既要有学识还要有足够的经验。病理科医生在显微镜下看每个病人的病理切片，同样是一个子宫内膜癌，重度异型增生与高分化腺癌鉴别困难。与此同时，不同的疾病也可以表现为相似的图像，这就非常需要经验。譬如，一个乳腺肿块的病人，临床医生凭经验感觉不是癌，而病理科医生通过显微镜下的病理切片，诊断为“癌”，那么，临床医生就得以病理诊断为准。把这样的事情反过来，道理也是一样的，临床医生感觉是“恶性”，病理科医生的报告却是“良性”。体现到病人那里，曾被怀疑是恶性，现在被证实是良性，当然是皆大欢喜，甚至还会逢人便讲“某某医院的某大夫真是医术精湛。”其实，作为普通病人，他哪里知道在“良性”与“恶性”的界定问题上，病理科医生承担了最大的风险。刘惠萍主任自1978年毕业至今，一直从事病理工作，她非常敬佩中华病理学会主任委员张乃鑫教授对病理医生的定位：一个医院的病理科水平代表了一个医院的水平。其中原因，也很简单：病理诊断为最终诊断。刘主任进一步解释说，一个连诊断都搞不清的医院，当然难以为患者提供高水平的医疗服务。病理诊断结果不仅仅是用于判断病变的性质和分类，而且越来越多地提示肿瘤的预后，并直接用于指导临床用药。例如，乳腺癌的临床表现和病理形态都是浸润性导管癌，但患者的激素受体、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-2（HER2）是阳性还是阴性，其治疗方案大相径庭，预后也会很不一样。HER2阳性患者预后较差，发生转移的机率大，但是这种乳腺癌又对靶向药物较为敏感。如果患者的雌、孕激素受体阳性，则应该进行内分泌治疗。乳腺癌从诊断、分型，到受体的检测（免疫组化）等，都由病理科完成。对于以上问题的了解与认识，都是在与刘惠萍主任的交流中获得的。病理科分为诊断和技术两大部分，技术方面按编制和工作需要，至少需要5人，但目前只有2名有资质的主管技师，需要每天负责石蜡切片、冰冻快速切片、免疫组化、骨髓穿刺、特殊染色、DNA原位杂交等制作，另外还需负责标本接收、登记、编号，以及资料保管、发送报告和试剂配制。更为难得的是，技术人员每天都处于24小时待命状态，随时保障临床一线冰冻快速病理的需求。刘主任对病理科全体工作人员“常常充满感激与愧疚”，因为大家在人员非常少的情况下，从来都是按时完成临床的送检任务。刘主任说：“病理专业人才，很难速成，特别是病理科医生，既要有学历，还要有一定的经历，也可以说是经验，否则就不能独立出具正确的病理报告。”目前，病理科只有三名能够出具病理报告的医生。高薇医生在病理科工作了七年，也早就习惯了“小孩生病张不开嘴请假，自己生病的话，去门诊打完吊瓶，接着回科里工作。”高薇医生说：“出具快速病理的报告，必须两个主治医师以上资历的人共同认可，才能够签字，工作需要是第一位的，张秀兰主任生病的时候都不好意思跟刘主任请假，我们这些年轻人更应该理解科里的难处，人少，活儿多，个人就得牺牲一些时间，做出一些让步。”高薇医生提供了一组数据，最近五个月，病理科共出具报告2968例，平均每个月593.6例。这是个什么概念呢？一名病理科医生，一个月面对将近200例病理报告，单纯从数量上出来说，也许并不算是最多的，但每一份报告都事关一个人、一个家庭的生死悲欢。正如刘主任所说：“我们出具的每一份报告，都聚集着全科工作人员的辛苦与智慧，每当我们下午延时到七点才能下班时，科里没有一个人叫苦，没有一个人觉得累，这种工作状态，应该就是敬业！”（文/关天星）